槍擊案和塗鴉、逃票有什麼關係? 小奸小惡正是暴力犯罪的引爆點

本文節錄自【引爆趨勢:小改變如何引發大流行】一書,作者麥爾坎.葛拉威爾(Malcolm Gladwell),由時報出版提供,未經同意請勿任意轉載!

小奸小惡正是暴力犯罪的引爆點

朱利安尼(Rudolph Giuliani)在1994年當選紐約市長,指定布萊頓擔任市警局長,布萊頓如法炮製,把地鐵那一套擴大應用到全市。他要求警察同仁打擊有關生活品質的犯罪,例如在十字路口為停下來的汽車擦窗戶並且強行索費的人,及其他類似逃票或塗鴉的行為。布萊頓說:「警察局以前自我設限,如今我們已經突破這些限制。我們針對在公共場所酒醉、隨地小便加強執法,並且逮捕累犯,包括在馬路上丟擲空酒瓶的人,以及其他損害他人財產的行為。如果你在馬路上小便,就得坐牢。」紐約市區犯罪率開始下降,下降的速度和幅度和地鐵系統一樣,布萊頓及朱利安尼指出,莫因惡小而姑息,這些小奸小惡正是暴力犯罪的引爆點

「破窗理論」及「環境力量」為一體的兩面。兩者都基於一個假設,只要導正周遭環境內最微不足道的細節,就可以扭轉流行風潮。仔細想想,這種說法頗為另類,例如,回想一下柯茲在地鐵遇到的四名年輕人。根據部分報導,其中至少兩人在事發當時正在吸食毒品。他們都來自克萊蒙特村的國民住宅,是南布朗克斯區最差的社區。凱比當時因持械搶劫遭到起訴;坎提曾經因收受贓物被捕;艾倫則因傷人未遂被捕;艾倫、坎提及藍史爾都曾經因行為不檢被定罪。柯茲槍擊事件發生兩年後,藍史爾被判入獄服刑二十五年,罪名包括強暴、搶劫、雞姦、性侵犯、攻擊、非法使用武器、收受贓物等。這類人捲入暴力事件,的確不令人意外。

再看柯茲,他的作法相當離經叛道,一般來說,白人專業人士不會沒事拿把槍,射殺地鐵內的年輕黑人。不過,仔細觀察柯茲的一生,他具有那種會陷入暴力事件的人格特質。他的父親脾氣不好,對待子女相當嚴厲,柯茲經常成為父親出氣的對象。他在學校也常受到同學嘲笑;學校內分組競賽,他往往最後才被同學選中;離開學校時更是常含著眼淚。他大學畢業後到西屋公司(Westinghouse)上班,生產核子潛水艇,但是在職時間不長。他經常和主管發生爭執,他認為工廠的生產程序沒有意義,或者未按部就班;他有時候也會違反公司及工作規定,從事契約禁止的工作。他在曼哈頓十四街、靠近第六大道的地方租了一間公寓,這個地區到處都是流浪漢及毒品交易。

Image Source:Unsplash(示意圖)

大樓管理員和柯茲交情很好,管理員有一次曾被小偷毒打一頓,因此柯茲念茲在茲就是要改善社區環境。大樓附近有一個廢棄的書報攤,已經成為流浪漢的垃圾桶和臨時廁所。有天晚上,這個書報攤突然遭大火燒毀,第二天柯茲居然親自清掃剩下的灰燼。有一次召開鄰里大會,他語出驚人地說:「要恢復這條街的乾淨只有一個辦法,把西班牙裔及黑人趕出去。」

1981年某天下午,柯茲走進運河街地鐵站時,被三名年輕的黑人搶劫,他逃出地鐵站,三名黑人在後追趕,他們抓住他隨身攜帶的電子儀器,狠狠揍他一頓,然後把他推向玻璃門,造成他日後胸部永久性傷害。幸好有位下班的清潔工人幫忙,柯茲才能制服其中一名歹徒,但是這次經驗讓他對人生忿懣不平。他必須在警察局待六個小時接受偵訊,但是歹徒卻能在兩個小時後走出警察局,最後只以行為不檢的輕微罪行起訴。於是他向市政府申請用槍執照,但是遭到拒絕。1984年9月,他的父親去世,三個月後,他搭乘地鐵,坐在四名年輕的黑人旁邊,犯下一件家喻戶曉的槍擊案。

簡單來說,柯茲強烈地認定制度無法運作,導致自己成為羞辱的對象。幫柯茲撰寫自傳的魯冰(Lillian Rubin)認為,他選擇住在十四街絕對不是偶然。「對柯茲來說,」她寫道,「這個環境似乎有種魔力。就是因為這個社區有很多缺點及不安,才能轉移他內心對這個世界的不滿及憤怒。他把焦點放在外在世界,就不需要面對自己內心的痛苦。他可以指責髒亂、噪音、酒醉、犯罪、毒品販子、染有毒癮的人,而且理直氣壯。」魯冰最後的結論是,柯茲的子彈「不僅射向當下的目標,也射向過去的目標」。

罪犯是一種人格特質?

依照上述的理論,地鐵二號線列車的槍擊案似乎是必然的結果。四名有前科的小混混,遇上一位心理有問題的男子。地鐵槍擊案可能是偶發事件,柯茲如果坐在漢堡王速食店,也可能射殺這四個小鬼,我們用來解釋犯罪行為的理由,大部分都是依照一樣的邏輯。心理學者把罪犯形容成心理發展不健全、和父母關係不良、缺乏角色模範可供模仿,還有一種新學說認為,人類基因可能會造成特定人士犯罪。比較通俗的說法則是由保守派人士提出的:這是道德淪喪的結果,社區、學校及父母未能教導兒童正確的是非觀念

總之,上述理論認為,罪犯屬於一種人格特質,具有這種人格特質的人,根本不在乎正常社會的常軌。一個心理發展不健全的人,也不懂得如何和別人發展健康的人際關係。基因具有暴力傾向的人,經常會勃然大怒,正常人則能保持冷靜。沒有是非觀念的人,行為毫無規範可言。成長期間環境困苦,缺乏父親從旁教導,又受到種族歧視,這種人和來自中產階級家庭的子女對照,比較無法接受社會規範。因此,柯茲和地鐵上的四名小混混等於是作繭自縛,受困於自己不健全的世界

Image Source:Unsplash(示意圖)

那麼「破窗理論」和「環境力量」又是如何解釋這個案件?正好相反。他們認為,罪犯其實對周遭環境非常敏感,而不是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他們對各式各樣的刺激相當警覺,而且完全根據他對周遭環境的認知犯下案子。這種說法不但相當另類,甚至有些不可思議。還有更誇張的說法是:「環境力量」是從環境角度出發,認定個人行為是社會環境下的產物。不過, 這是一種很特殊的環境決定論。在六○年代,自由派人士也提出類似論點,但是他們論及環境的重要時,指的是基本的社會因素很重要。他們認為,犯罪是社會不公、結構性貧富不均、失業、種族歧視,或者數十年來有關單位及社會普遍忽視的結果,要消弭犯罪,就得大刀闊斧採取驚人之舉。

但是「環境力量」認為,真正關鍵在於小事物。柯茲在地鐵列車和小混混爆發流血衝突,和柯茲偏差的心態關係不大,和四名小混混的成長過程及窮困的背景也沒有太大的關係,關鍵在於地鐵站牆壁上的塗鴉,和乘客逃票情形嚴重。根據「環境力量」,解決犯罪問題不需要大費周章,只要擦掉塗鴉,逮捕逃票的乘客,就可以預防犯罪。犯罪風潮和巴爾的摩市的淋病或Hush Puppies 等流行趨勢一樣,都有所謂的引爆點。我把「環境力量」稱為激進理論,用意即在此。朱利安尼和布萊頓一向被視為保守派,但是在處理犯罪問題上,卻是極端的自由派,立場極端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柯茲心裡想什麼一點都不重要,怎麼可能?如果真的一點都不重要,為什麼一般人感到難以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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