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違背上級,但不能違背良心!賭上外交生涯拯救6000猶太人...看Google悼念被遺忘的「日本辛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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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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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自【杉原千畝的善意陰謀】,本文經凌淑芬授權轉載,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image source:FB/凌淑芬

在Google doodle 看到7/31是日本外交官杉原千畝的忌辰。一開始我並不十分認識這位杉原千畝,直到看完美國公視為他做的一個半小時紀錄片,我才明白了他是如何在二戰期間救了超過六千名的猶太人。這樣的人物令人肅然起敬,所以今天我們來聊聊杉原千畝。

個性學霸造就不凡外交路

杉原千畝從小就很有個性,老爸要他念醫學院他偏不念,硬要跑到早稻田大學念英文系。老爸一氣之下不幫他出學費,他自己打工也要念,後來無意間看見日本外交部在「滿州國」有一個外交留學生的機會,提供獎學金,杉原就報考上了,這件事開啟了他的外交生涯。

他的外交第一個勝戰是在留駐滿州國的期間,從俄國人手中以低價買下鐵路權,這件事讓日本政府對他大加讚賞,而俄國人對他氣得牙癢癢。這時的杉原眼看外交生涯是一片坦途,但他卻堅決離開滿州國的職務,原因?日本軍隊對待中國人民的方式讓他極度反感。他說:「日本人完全沒把中國人當成人看,這樣是不對的。」他看不下去了,官符一丟回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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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很叛逆的外交官回國之後,日本政府想想,乾脆把他派駐到歐洲去。在二戰期間,外交使館往往肩負著蒐集情報的任務。當時日本和俄國在中國爭地盤,日本政府想知道俄國在歐洲的戰況如何。倘若歐洲戰況火熱,俄國在中國的兵力當然就會降低,那日本就可以不必放這麼多兵力在這裡,於是杉原就被派駐到歐州查看這些勢力的消長,再回報給政府。

1939年,杉原千畝奉派到立陶宛。說真的,當時的立陶宛根本沒有日本人,他來這裡就只是負責監督俄、德戰況,所謂的「日本領事館」也就他一個人帶著老婆小孩上任而已。

事情的觸發點,在一個平凡的夜晚。

在光明節(猶太教的大節日,相當於天主教的聖誕節),他去餐館用餐,有個11歲的小男孩梭力(Solly Ganor)跑來跟身為老闆娘的伯母要錢,因為他想看電影,可是他的錢都捐給猶太難民了。伯母當然不給他啊!這時一位「長得很奇怪、眼睛細細的」、非常溫文儒雅的男人笑著說:「電影票的錢我給你。」這個人就是杉原千畝。

梭力說:「可是我不能收陌生人的錢。」杉原笑說:「那今天我當你叔叔好了,這是叔叔給你的錢。」梭力想想,說:「如果你是我叔叔,那你一定要來我們的光明節晚餐。」

小男孩的隨口一提,沒想到,光明節的晚餐,杉原真的帶了妻小一起來了。雖然主人很意外,但大家很快打成一片,這對杉原家也是很新鮮的體驗。

餐後聊天中,有個從波蘭逃出來的猶太人談起家鄉的慘狀,不禁淚流滿面。當時波蘭被德國佔領,俄國又在旁邊虎視眈眈,處境淒慘,許多猶太人倉皇逃往鄰國。杉原聽著這些遭遇,表情十分凝重。或許就是這一夜,在他心裡留下了痕跡。

不過,許多猶太人都知道,逃來立陶宛只是過渡期。果然,不久之後,立陶宛就被俄國佔領,整個歐洲變成一座火藥庫。當時歐洲瀰漫著一股反猶太人的氛圍,猶太學校都被關掉,宗教領袖被捕,猶太難民只想趕快逃出歐洲,到哪裡都好。可是,許多外國領事館紛紛關閉,不需多久,他們連申請簽證的地方都沒有,那就真正被困死在這裡了。

救人的外交官

這時有個很聰明的荷蘭猶太人找到一個方法。當時(1940年)的荷蘭已經淪陷了,可是荷蘭有個位於加勒比海的小島嶼,叫古拉索。這個古拉索島還沒淪陷,他們想逃過去。可是猶太人若想離開立陶宛,必須準備很繁複的文件,1.護照、2.入境簽證(End visa or entry visa)、3.過境簽證(Transit visa)。

別說這些文件要收集齊全很困難,許多人是倉皇逃出來的,身上哪裡有護照?就算拿全了,能不能順利出境還是一回事,許多身分敏感的人一向俄國提出申請,馬上就被送到勞改營了。

但無論如何,還是有許多猶太人想逃到安全的國家,所以幾個荷籍猶太人先寫信給在拉脫維亞的荷蘭領事狄德克(L.P.J. De Decker),問:「請問你能不能發給我們入境古拉索的簽證?」狄德克不久回信說:「到古拉索不需要簽證,只要有當地總督的許可就行了。」

荷蘭人再寫信問:「同樣的條件是否也適用於我們三十幾名非荷蘭籍的同事?」 狄德克回信說:「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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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這些荷蘭人提出一個很大膽的要求:「請問你願意幫我們寫一紙證明:『入境古拉索不需要簽證』,但是不提需要總督同意的這句話嗎?」他們本來不抱希望,沒想到狄德克竟然同意了。

狄德克總共發出上千張的入境證明給猶太人。

為什麼他願意這麼做?一位猶太倖存者說:「或許只因為他是一個好人。」就這麼簡單而已。

這時其他猶太人也聽說了這條管道,開始設法取得古拉索的入境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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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立陶宛新上任的荷蘭大使叫楊恩.華頓戴克(Jan Zwartendijk)。說真的,他本業是菲利普公司的主管,只是趕鴨子上架,在荷蘭政府流亡期間隨便當幾天領事而已,沒想到竟然有人想申請簽證。

華頓戴克先諮詢了狄德克,最後決定效法。在他擔任領事的九天期間,他來者不拒,總共發出了兩千多張的入境許可。在戰亂中,他們都展現了人性光輝。

不過問題來了,當時去古拉索必須在日本過境,如果沒有日本的過境簽證,這些入境許可也只是廢紙而已。

於是,某一天早上,杉原千畝剛起床,門外就等了兩百多個人。

他呆掉了,因為日本領事館這兩天就打算關門,他已經準備包袱款款,到柏林接受新的派任,突然來了這些人是想幹嘛?

這群猶太人央求他發給日本的過境簽證,他只好打電報回日本,請示該不該發?

日本政府的回答是:「不行!」除非這些人有護照和旅行的財力證明。

這幾天杉原聽著這些難民的悲慘故事,心裡清楚得很,有些人連護照都沒有,那紙「入境證明」也滿可疑的,更別說財力證明。但是就這樣不理他們嗎?猶太人在德國的慘況大家都聽說了,他怎麼能轉身不理?

最後門外的人越來越多,老少婦孺都有,許多人甚至直接跪在他腳邊痛哭,杉原左右徬徨。

說真的,別說違抗上級的代價,接下來他到了柏林,如果納粹知道他在立陶宛幫了一堆猶太人,他們一家人立馬會有危險,他該怎麼辦?

他詢問上頭好幾次,上頭都不答應,最後杉原做出一個決定:抗命!

他坐下來,開始一張一張的開出過境簽證。「我這麼做是違抗上級,可是我若不做,我會違背老天爺。」老天爺是他的良心。一如當年在滿州國看見的慘況,他無法違背自己的良心。

他的簽證一直開一直開,每天幾百張的發出去。有些人連護照都沒有,簽證照樣開;有些人只是一張白紙上面寫著一句「古拉索入境許可」,也照開。開到他的德裔助理大哭:「我忙不過來了!」一位猶太領袖坐下來說:「我幫你。」杉原說:「讓他幫。」然後繼續開。

最後,俄國強迫他一定要關閉日本領事館,他必須離開了。離境之前,他們一家先搬到旅館住幾天,許多猶太人一路找到旅館。其實這時候的杉原已經不算正式的日本領事,他開證明是違法的,但他依然在旅館裡一直開、一直開,又開出了幾十張簽證。

離開那天,他們一家搭火車要離開立陶宛,許多猶太人追到火車站。杉原趴在月台上繼續開,開到火車要出發了,他必須上火車;許多人搭著火車窗框求他,他趴在窗框繼續一直開、一直開……直到最後火車啟動,他已經無法再寫字,終於才停止。

杉原的妻子回憶當時的情景,許多人追在火車後頭,流著淚說:「杉原先生,謝謝你,有一天我們一定能再見面的。」那情景現在想到依然鼻酸。

杉原總共開出2139張日本簽證。這些簽證是全家能共同使用的,保守估計,他拯救超過6000名猶太人。

這些猶太人後來輾轉到了日本,在神戶受到人數極少的猶太社區庇護,後來又被日本政府送到上海(日本政府少數的善舉,應該就是他們沒有聽從希特勒的話,迫害境內的猶太難民)。戰後,一半的猶太人到了以色列,其它人到了美國、加拿大。保守估計,因杉原千畝而得救的猶太人及其後裔,至今約有四萬名。

這些人,都沒有真正去到古拉索。杉原後來其實過了相當困苦的一段時間,日本戰敗,他先是在國外被拘留了一年,回國之後又被解除外交職務,原因?你知道的,那兩千多張難以解釋的簽證。

日本政府對外只承認是因為外交縮編。後來這位精通德、俄雙語的外交官只能淪落民間,做些小雜工,最後才在一間莫斯科的貿易公司找到工作,讓他以前的俄國經驗派上一點用場。他一人在海外工作十六年,晚年才回到日本和家人團聚。

他從不知道當初發出的那些簽證有沒有用,也不知道那些受他幫助的猶太人一直在尋找他。1968年這些猶太人終於找到他,他才明白自己救了多少人。

什麼是對的做就對了

有個猶太人問他:「為什麼你願意做這些事,不求任何回報?」杉原先是露出很困惑的神情,好像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最後他說:「我是一個很簡單的人,有些人需要你的幫忙,你就做下去吧!」他說:「在人生中,你只需要因為這是一件正確的事而去做,不必多想,不需要任何動機或目的,不必想有沒有賺錢,不必記載下來四處宣揚;只要因為這是一件正確的事而去做就好。」

戰後,杉原千畝、狄德克和華頓戴克,皆獲頒為「國際義人」(專門頒發給二戰期間曾幫助過猶太人的非猶太人士),杉原千畝是唯一上榜的日本人。

杉原千畝,這段在二次大戰期間並不出名的事蹟,值得被我們記住。

有時候,你必須做正確的事。你可以違背上級,但你不能違背自己的良心。

只需要因為一件事是正確的而去做,這樣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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