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er司機悲歌:為何千禧世代工作更努力 卻成不了中產階級?

本文節錄自《我們成了消耗品》一書,作者傑夫‧魯賓Jeff Rubin,由時報出版提供,未經同意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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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傑夫‧魯賓 Jeff Rubin
在當今以服務業為基礎的經濟中,自營作業、臨時聘僱、待命工作、居家上班和遠端辦公都變得愈來愈普遍。在某些國家(例如澳洲)裡,將近一半的勞動力都屬於這些類別。
這類就業機會的成長通常歸因於Uber或Lyft等應用程式零工雇主的增加。在零工經濟中工作的人所簽訂的聘僱合約,與戰後大部分時期裡商品生產業的工人所能期望的合約迥然不同。譬如在過去,你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工作,且有規律的工作時間(通常每週四十小時,並在固定的時間內分配)。如今,你的零工雇主追求即時勞動,讓你永遠處於待命狀態。當公司需要你的時候才會打電話給你。而且他們可能一周只需要你工作十到十五個小時。
至於在非薪資福利方面,更不要指望你能像過去美國工會為大多數產業工人談判時一樣,獲得那麼多了。在零工經濟中,當兼職員工生病了或需要牙醫?抱歉,公司並不會向兼職勞工或「獨立承包商」(很多雇主以此稱呼零工)支付醫療福利。有薪假?他們會說,讓你的其他兼職雇主來支付這筆費用吧!至於養老金呢?他們會說這是政府應該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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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Uber司機的薪水感受「不是個問題」?
Uber和Lyft公司都因旗下司機的法律地位而遭到許多法律訴訟,但他們仍然聲稱,司機的獨立承包商身分對此種商業模式的生存來說至關重要。加州最近則通過了一項法案,該法案要求這些公司將所謂的獨立承包商視為真正的員工。勞工組織也正在其他州推動類似的法案。此種商業模式究竟有多麼強健,仍然有其爭議,因為兩家公司雖然從投資者那裡籌資了數十億美元,但都還沒有真正盈利。儘管如此,這種商業模式顯然對那些高階主管來說很有效。去年,Uber的五位高階主管共獲得一億四千三百萬美元的收入。此外,當這家共乘公司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時,他們的前任執行長崔維斯.卡蘭尼克(Travis Kalanick)馬上成為了億萬富翁。
Uber和Lyft採用的「獨立承包商」商業模式,對司機來說顯然沒那麼有利可圖。隨著業務的成長,這些公司調整了支付演算法,減少支付給司機的費用。經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計算出,在扣除各種費用和傭金等開銷之後,Uber司機的平均時薪為九點二一美元。這個數字在Uber的大多數主要市場中,都低於法定最低工資。但由於司機屬於獨立承包商,所以他們不受基本工資的保障。此外,因為Uber司機的平均工作時間不會超過三個月,所以他們對自己薪水的感受就不是個問題;畢竟他們是完全可以被簡單取代的人。
隨著愈來愈多的聘僱合約遵循這種商業模式,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在過去的幾十年裡,服務業的薪資並沒有大幅成長──還有為什麼當我們愈來愈依賴蓬勃發展的零工經濟時,就代表未來該產業的薪資漲幅將更加疲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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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最高,薪資水準卻更低
這對千禧世代來說尤其是壞消息。千禧世代是當今勞動人口中最大的群體,也是最有可能在零工經濟中工作的群體。這個群體中大約有一半的人需要第二份工作以維持收支平衡。他們是史上受大學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而養育他們的父母也曾堅信高等教育是通往成功的途徑。但所有這些教育卻沒有轉化為更高的薪資。
美國千禧世代的平均薪資比全國平均薪資還要低得多。他們的薪酬表現也比他們父母在相同年齡時的表現要差得多──少了百分之二十。而他們的大學教育則為他們留了創紀錄的學生貸款(平均二點九萬美元,每月需要償還三百五十一美元)。根據經合組織的資料,在加拿大,只有百分之五十九的千禧世代,其收入達到中產階級的最低工資門檻,即兩萬九千四百三十二美元(或國民收入中位數的百分之七十五)。反之,他們的父母中有百分之六十七的人在同樣的年齡進入中產階級。換句話說,雖然千禧世代比父母那一代更努力工作,但是他們仍然跟不上後者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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