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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知者是如何讓知識份子走向「弱智」？　其實只要暗示就夠了

大數聚

2020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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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覺輕信暗示知識份子無知群體弱智群眾

本文節錄自【烏合之眾：激情、非理性、領袖崇拜，盲目群體的心理陷阱】一書，作者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由時報出版提供，未經同意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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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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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的可暗示性和輕信

我們提到，群體的普遍特徵之一是過於容易接受暗示。我們也說明了，一旦群體的聚集起來，一個暗示是會傳染的。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情感可以很快轉向同一個明確的方向。

無論我們假設群體是多麼的中性，在大多情況下，他們都會處於期待狀態，很容易就接受暗示。一旦有人提出暗示，很快就會透過傳染傳到每一個大腦，馬上就確定方向。在接受了暗示的人當中，固定的執念隨時可以轉化為行動。無論是燒毀一座宮殿，還是去完成一項虔誠的工作，群體都會樂意去做。一切都取決於刺激物的性質，而不是如個體在孤立的狀態下，取決於被暗示的行動與理性因素的關係，後者可能會阻擋行動的實現。

因此，群體一直在無意識的邊緣徘徊，接受各種暗示，受到情感暴力的驅動而無法求助於理性去介入。他們缺乏批評精神，只會展現出極度的輕信。「不可能」對他們來說不存在。我們一定要認識到這一點，才能理解，為什麼會輕易出現一些十分離奇的傳說和故事，還到處流傳。［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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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之眼讓簡單的事變得大不同

群體間那麼容易傳來傳去的傳奇故事，之所以會出現，並不僅僅源於徹底的輕信，還因為在群聚個體的想像中，故事元素會有極大的變化。經過群體之眼，最簡單的事情馬上就變得大不相同。群體透過意象來思考，一個意象引出一系列意象，但前後可以毫無邏輯關係。我們很容易理解這種狀態。有時候，有人隨便提出事實，我們就被誘導生出一系列奇怪的想法。理性會告訴我們，這些意象前後不連貫也說不通，但群體看不到這一點。他們的想像力變化多端，能在事件上加油添醋，讓所有元素混淆在一起。群體無法將主觀因素從客觀因素中分離出來，於是把在腦海中出現的意象看成是真實的。其實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意象與所觀察到的事實關聯非常遙遠。

按理來說，在群體的想像下，一個事件應該會變化成無以計數的版本，每個成員理解它們的方式也各不相同，因為每人性格皆不相同。但事實上完全不是。透過一系列的傳染，對於整個集體的所有個體來說，事件的各種變化版本都有同一種性質、同一種意義。成員看到的第一個變化版本，會構成整個傳染暗示的核心。據說，所有的十字軍東征戰士，都在耶路撒冷的牆上看到殉道者聖喬治。其實，周圍肯定只有一個人看到。透過暗示、心理傳染，這一奇蹟馬上就被所有人接受了。

歷史上出現過那麼多幻覺，就是這個運作機制造成的。它們看上具有成為事實的所有標準特徵，因為那些現象是成千上萬的人親眼看到的。

構成群體的個體，其本人的精神特質並不與這一原則相矛盾。個體的精神特質無關緊要，只要聚集成了群體，知識分子與無知者變得同樣沒有觀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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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說法可能會讓人覺得非常矛盾。要想證明這一點，需要挑出大量的歷史事件說明，即便是好幾冊書也不夠。

但是，我也不希望讓讀者有口說無憑的印象。所以，在此隨意列舉幾個例子。

集體幻覺機制是如何運作

類似的例子可以舉出許許多多。

以下是最典型的事例，挑選自對群體產生影響的某個集體幻覺，此群體的成員有知識分子、也有無知者。海軍中尉朱利安．菲利克斯（Julien Félix）不經意把它記錄在他關於海流的著作中。

巡航艦「美雉號」在海上航行，試圖找回「搖籃號」小船，一場暴風雨讓它脫離了戰艦。當時正是白天，陽光燦爛。突然，瞭望的水手告訴大家，遠方出現一條迷失了航向的船隻。大家都朝那個點看去，所有人，包括軍官和水手，都清晰地看到一隻筏，被一些小艇拖曳著，筏上有好多人，而小艇閃著求救信號。海軍元帥戴弗賽派人登上一艘小船，去解救落難的人。在靠近的時候，小船上的水手和軍官們都看到「許多人伸出手、在那裡騷動，還聽到許多聲音混雜在一起，低沉作響」。

眾人一到達所謂的船筏，卻只看到幾條樹枝，上面覆蓋著樹葉，是從附近海岸拔下的。面對觸手可及的明顯事實，幻覺消失了。

這個例子充分地展示了，我們所解釋的集體幻覺機制。一方面，群體本身帶有預期心理；另一方面，瞭望的水手告訴大家，前面出現的是一艘在海上迷失方向的船隻。這一暗示透過傳染之力，被所有在場的人集體接受了，包括軍官與水手。

群體的人數不用太多，就可以摧毀正確觀看的能力，讓真實的事實被不相關的幻覺所替代。幾個個體聚集在一起，就可以是群體，即便他們是傑出的學者，一旦面對超出於專業的主題，就具備了群體的所有特徵。他們每個人本身具有的觀察能力和批評精神都會消失。

普通的騙術就足以見證人們有多麼的弱智

達維（Davey）先生，頗有智慧的心理學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耐人尋味的例子，被人轉述刊登在《心理學年鑒》（Annales des sciences psychiques）上，值得我們在此引用。達維先生邀請了一批傑出的觀察者，其中包括英國最一流的學者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先生。他讓他們仔細檢查了所用物品，並可在任何地方蓋上戳印。然後，當著眾人的面，達維展現了一些最經典的靈異現象，包括靈體現身、在石板上出現文字等。這些傑出的觀察者都寫下了報告，以證明他們觀察到的現象，透過超自然手段才能得到。然後達維在場公布實情，他不過只是運用了最普通的騙術。轉述此實驗的人寫道：「達維先生的實驗最令人詫異之處，不是那些花招有多麼的高明，而是那些外行見證人所寫的報告，有多麼的弱智。」他接著寫道：「因此，見證人可以寫出許多言之鑿鑿、但完全錯誤的報告。結果是，如果旁人認為這些描述是正確的，那麼他們所描繪的現象就不能解釋為騙術。達維先生發明的手法是如此簡單，讓人驚訝他居然有膽量使出來；但是，他對於群體的神智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能讓他們看到其實並沒有看到的東西。」這依然是催眠者對被催眠者的影響力。然而，當我們看到，操弄者對高智力的人施展這種能力時，後者一開始也都是持不肯輕信的態度。我們就不難想像，一般的群體是如何容易產生不實的幻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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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例子非常多。幾年前，報紙上報導了，有兩個小女孩淹死在塞納河、之後被撈出來。當時有十幾個目擊者以最確定的方式指認死者身分。大家的說法是如此一致，所以在法官的眼裡，沒有任何存疑的地方，於是他下令簽寫死亡證明書。

但是，就在兩個女孩將下葬的時候，在完全偶然的情況下，人們發現，所謂的遇難者還好好地活著，而且與淹死的小女孩長得僅有一點點相像。如前面所說的許多例子，第一位證人出現了幻覺，但他的說詞就足以暗示其他所有人。

在這類情況下，暗示的起始點，大多是某個人因為一些模糊的遙遠記憶而出現的幻覺。然後，這一最初的幻覺，透過他人確證，再傳染出去。如果第一個證人很容易被誤導，只要在他指認的屍體身上有個特點，比方有一道傷口或化妝上的細節，就算毫無真正的相似之處，他還是可以聯想到另一個人。一旦有這種想法，它就會成為一個核心，啟動某種凝固過程，侵入整個認知空間，癱瘓一切批判能力。

於是，觀察者所看到的，不再是對象本身，而是在他心理上喚起的形象。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即便是親生母親，在指認孩子屍體的時候，都會出錯。例如下面這個例子，它已經發生一段日子了，正好可以看出，我上面提到的兩種暗示是怎麼發揮作用：

有個孩子去指認出死去的那個孩子——但認錯了。接下來，就出現了一連串的錯認。
於是，大家就看到了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就在第二天，一位小學生認出了屍體是誰以後，有名女子尖叫道：「啊！上帝啊，是我的孩子啊！」
人們把她帶到了屍體旁邊，她仔細察看身邊的遺物，看到額頭上有一道傷疤。她說：「就是他，是我可憐的兒子。七月份就不見了。原來是被人拐走了，殺害了！」
這位女子是福爾街上的門房，名字叫夏汪德萊夫人。她的小叔也被叫來了，他毫不猶豫地說：「就是他，可憐的小菲利貝爾。」許多福爾街上的居民，都認出他就是菲利貝爾．夏汪德萊。還包括他的小學老師，看到了一塊獎章，就證明是菲利貝爾本人所有。
可是，鄰居、小叔、小學老師和母親本人都弄錯了！六個星期之後，小孩的身分被確定了，他來自波爾多，在當地被殺害後運到巴黎。［註8］

我們注意到，這種指認的工作往往都讓女人和孩子去做，也就是最容易被影響的人。如此便可說明，這樣的指認在法律上的價值究竟能有多大。尤其是孩子們的確認之詞，真的不應該被採證。法官們常說，這一年齡的人不會說謊，好像人所周知的事實。只要是稍微專業一點的心理學家，就可以告訴他們，正好相反，這一年齡的孩子幾乎常常說謊。無疑地，那些謊言是無心之過，但依然是謊言。一個被告究竟是否應該被判刑？面對這樣的事情時，與其如人們經常做的那樣，聽從一名孩子的證詞，還不如扔硬幣，看正面還是反面，來做出決定。

回過頭來講，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群體做出的觀察，是所有觀察中最容易出錯的，往往只是代表了某個人的幻覺，它透過傳染途徑，暗示了其他所有人。

有許多事實證明，群體的證詞不能輕信。在色當會戰［註9］中，成千上萬的人都親眼看到了那次騎兵的衝鋒戰。但是，目擊者的證詞充滿各種矛盾，我們根本無法知道，究竟是誰指揮了這次戰鬥。英國將軍吳士禮爵士［註10］在最近一本書中證實，有關滑鐵盧之戰［註11］的一些最重要事實，其實有許多嚴重的錯誤。然而，當時又有成百上千的目擊者確認了這些事實［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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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強調，所有這些例子都顯示群體證詞的價值究竟能有多大。在許多邏輯學的教材中，眾口一詞的證詞都被列入判斷事件準確性的最可靠證據之一。但是，我們從群體心理學的知識得知，教材的作者們在這一點有很大的誤解。大多數人觀察到的事件，往往反而是最可懷疑的。假如某個事實已經有成千上萬的目擊者看到，其實意思是，真正的事實跟人們接受的說法相去甚遠。

讓群體感到震撼的是傳奇英雄，而非偉人

很清楚，從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我們應當把歷史書看作是純想像的作品。有些事實沒有被完整地觀察到，在作者的虛構敘述下，外加一些後見之明，就變成歷史書。假如古人沒有為我們留下文學、藝術和建築作品，我們對事實將一無所知。

一些在人類歷史上舉足輕重的人，如赫克力士［註13］、佛陀、耶穌或者穆罕默德，關於他們的生平，哪一句話我們能確信是真的？事實上，他們的真正生活，對我們來說，並不很重要。讓群體感到震撼的，是一些神話傳奇的英雄，而非真實的偉人。

不幸的是，神話傳奇本身沒有恆常的穩定性。根據不同的時代背景，群眾憑著想像力不斷地改變它們，尤其是傳到不同的種族，就會改造成不同的版本。從《聖經》裡那個嗜血成性的耶和華，到聖女大德蘭［註14］心中那個充滿愛的上帝，兩者的形象天差地遠。中國人崇拜的佛陀與印度人崇拜的釋迦牟尼，也已經沒有什麼共同之處。

甚至並不需要好幾個世紀的時間，群體的想像力就可以改變一個英雄的傳奇；

有時候只需要幾年。我們今天就可以看到，歷史上最偉大的英雄之一——拿破崙，他的傳奇就在不到五十年的時間內，改變了多次。在波旁王朝時期，拿破崙成了一個抒情的、慈善的、自由的人物，是卑微人的朋友，照詩人們的說法，那些農舍裡的小人物一定會長久地記得他。三十年之後，這位善良的英雄成了一個雙手沾滿鮮血的獨裁者，竊取了自由與權力，為了實現自己的野心，不惜讓三百萬人戰死沙場。如今，傳奇還在變化。幾百年後，未來的學者們，面對這些充滿矛盾的敘述，也許會懷疑這位英雄是否真的存在過，就像我們有時會懷疑佛陀是否真的存在過一樣。他們會以為拿破崙的故事只是某種光輝的神話，或者是赫克力士傳奇的新版本。他們肯定更容易接受這樣一種不確定性，因為遠比我們今天更加瞭解群體心理學。他們會知道，能讓歷史使之永恆的，只有神話。

群體情感的誇張和過於簡單化

一個群體表現出來的情感，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都有雙重特點：既過於簡單化，又誇張。這一點與在其他方面一樣，群體中的個體跟原始人很像。他們不知何為細膩，只能看到一整塊東西，看不到中間的演變過程。在群體中，某種情感尤其變得更加誇張，因為經過暗示和傳染的管道，傳播得很快，群體的接受會大大加強它的力量。

群體的情感過於簡單和誇大，以至於他們不會產生懷疑，不會感到不確定。跟女人一樣，他們容易走極端。有懷疑一提出來，馬上會變成不容置疑的明顯事實。

一個孤立個體感受到的一點反感或者反對意見，不會變得多強烈，但到了群體中的個體，馬上會變成滿滿的恨意。

群體情感的暴力性，會因為無須承擔責任而變得誇大，尤其是在異質的群體中。一旦知道自己必定不會受到懲罰，尤其是人多勢眾、法不責眾，群體就會做出孤立個體不可能做的行為，擁有孤立個體不可能有的情感。在群體中，蠢貨、無知者、嫉妒者，會擺脫自己的無能感和無力感，而代之以一種粗暴、暫時卻強大的力量。

不幸的是，群體所誇大的，往往是一些不好的情感。那些是原始人所遺留下的本能，在孤立、有責任心的個體身上，會因為害怕受到懲罰而有所顧忌。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群體很容易做出最可怕、毫無節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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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影響群體，你必須要「有技巧的暗示」

群體受到非常有技巧的暗示之後，可以做出英雄和忠誠的行為。他們會比孤立的個體更英勇、更忠誠。在研究群體的道德品性的時候，我們很快就可以再回頭討論這一點。

由於群體只會受到一些極端情感的影響，若有演說家想要誘惑他們，就需要動用最激烈、斷然的措辭。誇張、獨斷、再三強調，永不試圖運用理性去證明什麼，這就是在民眾集會時，演說家最擅長使用的伎倆。

群體還要求英雄們的情感也得如此誇大。他們身上能看到的品性和道德，層次必須更高。在劇院裡，群體要求戲劇主角具有在生活中從來都不可能有的德性、勇氣和道德。

人們講過，戲劇有其獨特視角，這個沒有問題，但是，它的規則往往與常識和邏輯無關。向群體發表演講，層次沒有那麼高級，但也需要完全特別的能力。有時候我們讀到一些劇本，很難理解它們為什麼會那麼走紅。一般來說，劇院經理在收到劇本時，也很難確定它們能否獲得成功，因為，要想能夠評判一齣戲，就必須讓自己變成群體［註15］。假如我們進一步深入此論點，就會很容易證明，種族在其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在一個國家內受到群體巨大歡迎的戲劇，有時候到了另一個國家，觀眾會無動於衷，或者僅出於尊重和禮貌稍微讚賞，因為它沒有能夠啟動發條，讓新觀眾激動起來。

最後，我們無須補充說明，群體所誇大的成分僅限於情感，而不涉及智力。我已經在前面證明，只要個體處於群體之中，智力水準就會大大下降。塔爾德先生研究群體犯罪的時候，也看到了這一點。因此，僅僅在情感層面，群體可以上升得很高，也可以下降到很低。

［註7］作者注：經歷了巴黎之圍的人，就目睹過許多類似的例子，看到群體如何輕信一些絕對不可能的事情。若有人在房子樓上點亮一支蠟燭，馬上會被認為是在向圍城的敵人發信號。其實只要思考兩秒鐘，就可以證明，絕對不可能在好幾里外看到這支蠟燭的微光。（編注：作者指的是一八七○年普法戰爭時，普魯士圍攻巴黎的經過。）

［註8］作者注：《閃電報》（Éclair），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註9］編注：色當會戰是一八七○年普法戰爭的最關鍵的戰役，法軍大敗，皇帝拿破崙三世被俘。

［註10］譯注：吳士禮（Garnet Joseph Wolseley，一八三三至一九一年），英國維多利亞時期陸軍元帥、總司令。因軍功而被封為爵士，曾參加第二次鴉片戰爭，火燒圓明園。

［註11］編注：滑鐵盧之戰發生於一八一五年，法國被反法聯盟擊敗，拿破崙一世被俘。

［註12］作者注：哪怕是一場戰役，我們能夠知道它究竟是怎麼進行的嗎？我很懷疑。知道誰勝了，誰敗了，可能僅此而已。索爾費利諾（Solferino）之戰的參與者、見證者達爾庫爾先生關於這次戰役所說的話，應該適用於所有戰役：「將軍們接到成百上千目擊者傳遞的資訊之後，再將正式報告轉給大家；負責下命令的軍官們將這些資料改上一改，寫出最終的計畫；參謀長不接受這一計畫，根據他手頭掌握的情況，重寫一遍。這一作戰計畫交到元帥的手中，他大喝一聲：『你們都弄錯了！』於是，他又做出新版的作戰計畫。跟最初的報告相比，已經面目全非。」達爾庫爾講述這一事實，是為了證明，就算是最引人注目、觀察得最清晰的事件，我們也無法找到真相。

［註13］譯注：赫克力士，希臘神話中最偉大的英雄，完成了十二項不可能完成的壯舉。

［註14］譯注：聖女大德蘭（Sainte Thérèse，一五一五至一五八二年）。基督教的歷史上出現了不少德蘭修女。這裡是指「阿維拉的德蘭」，也被稱為「基督的德蘭」，以其對基督的虔誠而著稱。

［註15］作者注：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有些戲會獲得巨大的成功，明明它們被所有劇院經理拒絕，只能偶爾搬上舞臺演出。大家都知道科佩（François Coppée）先生的《花環之爭》（Pour la couronne），儘管作者很有名，卻被一流劇院的經理們拒絕了十年之久。而《夏萊的教母》（La marraine de Charley）一戲，是一名股票經理人自己出資上演的。它不斷被人拒絕，最後得以在法國上演兩百場，在英國上演逾千場。經由上面的解釋，才知道這是因為劇院經理們沒有能力將自己假設為群體一員。我們得以完全理解，為什麼這些內行、感興趣的人，深知自己不能犯下如此巨大的錯誤，卻會出現如此謬誤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