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知者是如何讓知識份子走向「弱智」? 其實只要暗示就夠了

大數聚

2020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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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節錄自【烏合之眾:激情、非理性、領袖崇拜,盲目群體的心理陷阱】一書,作者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由時報出版提供,未經同意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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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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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的可暗示性和輕信

我們提到,群體的普遍特徵之一是過於容易接受暗示。我們也說明了,一旦群體的聚集起來,一個暗示是會傳染的。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情感可以很快轉向同一個明確的方向。

無論我們假設群體是多麼的中性,在大多情況下,他們都會處於期待狀態,很容易就接受暗示。一旦有人提出暗示,很快就會透過傳染傳到每一個大腦,馬上就確定方向。在接受了暗示的人當中,固定的執念隨時可以轉化為行動。無論是燒毀一座宮殿,還是去完成一項虔誠的工作,群體都會樂意去做。一切都取決於刺激物的性質,而不是如個體在孤立的狀態下,取決於被暗示的行動與理性因素的關係,後者可能會阻擋行動的實現。

因此,群體一直在無意識的邊緣徘徊,接受各種暗示,受到情感暴力的驅動而無法求助於理性去介入。他們缺乏批評精神,只會展現出極度的輕信。「不可能」對他們來說不存在。我們一定要認識到這一點,才能理解,為什麼會輕易出現一些十分離奇的傳說和故事,還到處流傳。[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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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之眼讓簡單的事變得大不同

群體間那麼容易傳來傳去的傳奇故事,之所以會出現,並不僅僅源於徹底的輕信,還因為在群聚個體的想像中,故事元素會有極大的變化。經過群體之眼,最簡單的事情馬上就變得大不相同。群體透過意象來思考,一個意象引出一系列意象,但前後可以毫無邏輯關係。我們很容易理解這種狀態。有時候,有人隨便提出事實,我們就被誘導生出一系列奇怪的想法。理性會告訴我們,這些意象前後不連貫也說不通,但群體看不到這一點。他們的想像力變化多端,能在事件上加油添醋,讓所有元素混淆在一起。群體無法將主觀因素從客觀因素中分離出來,於是把在腦海中出現的意象看成是真實的。其實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意象與所觀察到的事實關聯非常遙遠。

按理來說,在群體的想像下,一個事件應該會變化成無以計數的版本,每個成員理解它們的方式也各不相同,因為每人性格皆不相同。但事實上完全不是。透過一系列的傳染,對於整個集體的所有個體來說,事件的各種變化版本都有同一種性質、同一種意義。成員看到的第一個變化版本,會構成整個傳染暗示的核心。據說,所有的十字軍東征戰士,都在耶路撒冷的牆上看到殉道者聖喬治。其實,周圍肯定只有一個人看到。透過暗示、心理傳染,這一奇蹟馬上就被所有人接受了。

歷史上出現過那麼多幻覺,就是這個運作機制造成的。它們看上具有成為事實的所有標準特徵,因為那些現象是成千上萬的人親眼看到的。

構成群體的個體,其本人的精神特質並不與這一原則相矛盾。個體的精神特質無關緊要,只要聚集成了群體,知識分子與無知者變得同樣沒有觀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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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說法可能會讓人覺得非常矛盾。要想證明這一點,需要挑出大量的歷史事件說明,即便是好幾冊書也不夠。

但是,我也不希望讓讀者有口說無憑的印象。所以,在此隨意列舉幾個例子。


集體幻覺機制是如何運作

類似的例子可以舉出許許多多。

以下是最典型的事例,挑選自對群體產生影響的某個集體幻覺,此群體的成員有知識分子、也有無知者。海軍中尉朱利安.菲利克斯(Julien Félix)不經意把它記錄在他關於海流的著作中。

巡航艦「美雉號」在海上航行,試圖找回「搖籃號」小船,一場暴風雨讓它脫離了戰艦。當時正是白天,陽光燦爛。突然,瞭望的水手告訴大家,遠方出現一條迷失了航向的船隻。大家都朝那個點看去,所有人,包括軍官和水手,都清晰地看到一隻筏,被一些小艇拖曳著,筏上有好多人,而小艇閃著求救信號。海軍元帥戴弗賽派人登上一艘小船,去解救落難的人。在靠近的時候,小船上的水手和軍官們都看到「許多人伸出手、在那裡騷動,還聽到許多聲音混雜在一起,低沉作響」。

眾人一到達所謂的船筏,卻只看到幾條樹枝,上面覆蓋著樹葉,是從附近海岸拔下的。面對觸手可及的明顯事實,幻覺消失了。

這個例子充分地展示了,我們所解釋的集體幻覺機制。一方面,群體本身帶有預期心理;另一方面,瞭望的水手告訴大家,前面出現的是一艘在海上迷失方向的船隻。這一暗示透過傳染之力,被所有在場的人集體接受了,包括軍官與水手。

群體的人數不用太多,就可以摧毀正確觀看的能力,讓真實的事實被不相關的幻覺所替代。幾個個體聚集在一起,就可以是群體,即便他們是傑出的學者,一旦面對超出於專業的主題,就具備了群體的所有特徵。他們每個人本身具有的觀察能力和批評精神都會消失。


普通的騙術就足以見證人們有多們的弱智

達維(Davey)先生,頗有智慧的心理學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耐人尋味的例子,被人轉述刊登在《心理學年鑒》(Annales des sciences psychiques)上,值得我們在此引用。達維先生邀請了一批傑出的觀察者,其中包括英國最一流的學者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先生。他讓他們仔細檢查了所用物品,並可在任何地方蓋上戳印。然後,當著眾人的面,達維展現了一些最經典的靈異現象,包括靈體現身、在石板上出現文字等。這些傑出的觀察者都寫下了報告,以證明他們觀察到的現象,透過超自然手段才能得到。然後達維在場公布實情,他不過只是運用了最普通的騙術。轉述此實驗的人寫道:「達維先生的實驗最令人詫異之處,不是那些花招有多麼的高明,而是那些外行見證人所寫的報告,有多麼的弱智。」他接著寫道:「因此,見證人可以寫出許多言之鑿鑿、但完全錯誤的報告。結果是,如果旁人認為這些描述是正確的,那麼他們所描繪的現象就不能解釋為騙術。達維先生發明的手法是如此簡單,讓人驚訝他居然有膽量使出來;但是,他對於群體的神智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能讓他們看到其實並沒有看到的東西。」這依然是催眠者對被催眠者的影響力。然而,當我們看到,操弄者對高智力的人施展這種能力時,後者一開始也都是持不肯輕信的態度。我們就不難想像,一般的群體是如何容易產生不實的幻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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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例子非常多。幾年前,報紙上報導了,有兩個小女孩淹死在塞納河、之後被撈出來。當時有十幾個目擊者以最確定的方式指認死者身分。大家的說法是如此一致,所以在法官的眼裡,沒有任何存疑的地方,於是他下令簽寫死亡證明書。

但是,就在兩個女孩將下葬的時候,在完全偶然的情況下,人們發現,所謂的遇難者還好好地活著,而且與淹死的小女孩長得僅有一點點相像。如前面所說的許多例子,第一位證人出現了幻覺,但他的說詞就足以暗示其他所有人。

在這類情況下,暗示的起始點,大多是某個人因為一些模糊的遙遠記憶而出現的幻覺。然後,這一最初的幻覺,透過他人確證,再傳染出去。如果第一個證人很容易被誤導,只要在他指認的屍體身上有個特點,比方有一道傷口或化妝上的細節,就算毫無真正的相似之處,他還是可以聯想到另一個人。一旦有這種想法,它就會成為一個核心,啟動某種凝固過程,侵入整個認知空間,癱瘓一切批判能力

於是,觀察者所看到的,不再是對象本身,而是在他心理上喚起的形象。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即便是親生母親,在指認孩子屍體的時候,都會出錯。例如下面這個例子,它已經發生一段日子了,正好可以看出,我上面提到的兩種暗示是怎麼發揮作用:

有個孩子去指認出死去的那個孩子——但認錯了。接下來,就出現了一連串的錯認。

於是,大家就看到了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就在第二天,一位小學生認出了屍體是誰以後,有名女子尖叫道:「啊!上帝啊,是我的孩子啊!」

人們把她帶到了屍體旁邊,她仔細察看身邊的遺物,看到額頭上有一道傷疤。她說:「就是他,是我可憐的兒子。七月份就不見了。原來是被人拐走了,殺害了!」

這位女子是福爾街上的門房,名字叫夏汪德萊夫人。她的小叔也被叫來了,他毫不猶豫地說:「就是他,可憐的小菲利貝爾。」許多福爾街上的居民,都認出他就是菲利貝爾.夏汪德萊。還包括他的小學老師,看到了一塊獎章,就證明是菲利貝爾本人所有。

可是,鄰居、小叔、小學老師和母親本人都弄錯了!六個星期之後,小孩的身分被確定了,他來自波爾多,在當地被殺害後運到巴黎。[註8]

我們注意到,這種指認的工作往往都讓女人和孩子去做,也就是最容易被影響的人。如此便可說明,這樣的指認在法律上的價值究竟能有多大。尤其是孩子們的確認之詞,真的不應該被採證。法官們常說,這一年齡的人不會說謊,好像人所周知的事實。只要是稍微專業一點的心理學家,就可以告訴他們,正好相反,這一年齡的孩子幾乎常常說謊。無疑地,那些謊言是無心之過,但依然是謊言。一個被告究竟是否應該被判刑?面對這樣的事情時,與其如人們經常做的那樣,聽從一名孩子的證詞,還不如扔硬幣,看正面還是反面,來做出決定。

回過頭來講,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群體做出的觀察,是所有觀察中最容易出錯的,往往只是代表了某個人的幻覺,它透過傳染途徑,暗示了其他所有人。

有許多事實證明,群體的證詞不能輕信。在色當會戰[註9]中,成千上萬的人都親眼看到了那次騎兵的衝鋒戰。但是,目擊者的證詞充滿各種矛盾,我們根本無法知道,究竟是誰指揮了這次戰鬥。英國將軍吳士禮爵士[註10]在最近一本書中證實,有關滑鐵盧之戰[註11]的一些最重要事實,其實有許多嚴重的錯誤。然而,當時又有成百上千的目擊者確認了這些事實[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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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強調,所有這些例子都顯示群體證詞的價值究竟能有多大。在許多邏輯學的教材中,眾口一詞的證詞都被列入判斷事件準確性的最可靠證據之一。但是,我們從群體心理學的知識得知,教材的作者們在這一點有很大的誤解。大多數人觀察到的事件,往往反而是最可懷疑的。假如某個事實已經有成千上萬的目擊者看到,其實意思是,真正的事實跟人們接受的說法相去甚遠。


讓群體感到震撼的是傳奇英雄,而非偉人

很清楚,從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我們應當把歷史書看作是純想像的作品。有些事實沒有被完整地觀察到,在作者的虛構敘述下,外加一些後見之明,就變成歷史書。假如古人沒有為我們留下文學、藝術和建築作品,我們對事實將一無所知。

一些在人類歷史上舉足輕重的人,如赫克力士[註13]、佛陀、耶穌或者穆罕默德,關於他們的生平,哪一句話我們能確信是真的?事實上,他們的真正生活,對我們來說,並不很重要。讓群體感到震撼的,是一些神話傳奇的英雄,而非真實的偉人。

不幸的是,神話傳奇本身沒有恆常的穩定性。根據不同的時代背景,群眾憑著想像力不斷地改變它們,尤其是傳到不同的種族,就會改造成不同的版本。從《聖經》裡那個嗜血成性的耶和華,到聖女大德蘭[註14]心中那個充滿愛的上帝,兩者的形象天差地遠。中國人崇拜的佛陀與印度人崇拜的釋迦牟尼,也已經沒有什麼共同之處。

甚至並不需要好幾個世紀的時間,群體的想像力就可以改變一個英雄的傳奇

有時候只需要幾年。我們今天就可以看到,歷史上最偉大的英雄之一——拿破崙,他的傳奇就在不到五十年的時間內,改變了多次。在波旁王朝時期,拿破崙成了一個抒情的、慈善的、自由的人物,是卑微人的朋友,照詩人們的說法,那些農舍裡的小人物一定會長久地記得他。三十年之後,這位善良的英雄成了一個雙手沾滿鮮血的獨裁者,竊取了自由與權力,為了實現自己的野心,不惜讓三百萬人戰死沙場。如今,傳奇還在變化。幾百年後,未來的學者們,面對這些充滿矛盾的敘述,也許會懷疑這位英雄是否真的存在過,就像我們有時會懷疑佛陀是否真的存在過一樣。他們會以為拿破崙的故事只是某種光輝的神話,或者是赫克力士傳奇的新版本。他們肯定更容易接受這樣一種不確定性,因為遠比我們今天更加瞭解群體心理學。他們會知道,能讓歷史使之永恆的,只有神話

 

群體情感的誇張和過於簡單化 

一個群體表現出來的情感,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都有雙重特點:既過於簡單化,又誇張。這一點與在其他方面一樣,群體中的個體跟原始人很像。他們不知何為細膩,只能看到一整塊東西,看不到中間的演變過程。在群體中,某種情感尤其變得更加誇張,因為經過暗示和傳染的管道,傳播得很快,群體的接受會大大加強它的力量。

群體的情感過於簡單和誇大,以至於他們不會產生懷疑,不會感到不確定。跟女人一樣,他們容易走極端。有懷疑一提出來,馬上會變成不容置疑的明顯事實。

一個孤立個體感受到的一點反感或者反對意見,不會變得多強烈,但到了群體中的個體,馬上會變成滿滿的恨意。

群體情感的暴力性,會因為無須承擔責任而變得誇大,尤其是在異質的群體中。一旦知道自己必定不會受到懲罰,尤其是人多勢眾、法不責眾,群體就會做出孤立個體不可能做的行為,擁有孤立個體不可能有的情感。在群體中,蠢貨、無知者、嫉妒者,會擺脫自己的無能感和無力感,而代之以一種粗暴、暫時卻強大的力量

不幸的是,群體所誇大的,往往是一些不好的情感。那些是原始人所遺留下的本能,在孤立、有責任心的個體身上,會因為害怕受到懲罰而有所顧忌。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群體很容易做出最可怕、毫無節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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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影響群體,你必須要「有技巧的暗示」

群體受到非常有技巧的暗示之後,可以做出英雄和忠誠的行為。他們會比孤立的個體更英勇、更忠誠。在研究群體的道德品性的時候,我們很快就可以再回頭討論這一點。

由於群體只會受到一些極端情感的影響,若有演說家想要誘惑他們,就需要動用最激烈、斷然的措辭。誇張、獨斷、再三強調,永不試圖運用理性去證明什麼,這就是在民眾集會時,演說家最擅長使用的伎倆

群體還要求英雄們的情感也得如此誇大。他們身上能看到的品性和道德,層次必須更高。在劇院裡,群體要求戲劇主角具有在生活中從來都不可能有的德性、勇氣和道德。

人們講過,戲劇有其獨特視角,這個沒有問題,但是,它的規則往往與常識和邏輯無關。向群體發表演講,層次沒有那麼高級,但也需要完全特別的能力。有時候我們讀到一些劇本,很難理解它們為什麼會那麼走紅。一般來說,劇院經理在收到劇本時,也很難確定它們能否獲得成功,因為,要想能夠評判一齣戲,就必須讓自己變成群體[註15]。假如我們進一步深入此論點,就會很容易證明,種族在其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在一個國家內受到群體巨大歡迎的戲劇,有時候到了另一個國家,觀眾會無動於衷,或者僅出於尊重和禮貌稍微讚賞,因為它沒有能夠啟動發條,讓新觀眾激動起來。

最後,我們無須補充說明,群體所誇大的成分僅限於情感,而不涉及智力。我已經在前面證明,只要個體處於群體之中,智力水準就會大大下降。塔爾德先生研究群體犯罪的時候,也看到了這一點。因此,僅僅在情感層面,群體可以上升得很高,也可以下降到很低。

  

[註7]作者注:經歷了巴黎之圍的人,就目睹過許多類似的例子,看到群體如何輕信一些絕對不可能的事情。若有人在房子樓上點亮一支蠟燭,馬上會被認為是在向圍城的敵人發信號。其實只要思考兩秒鐘,就可以證明,絕對不可能在好幾里外看到這支蠟燭的微光。(編注:作者指的是一八七○年普法戰爭時,普魯士圍攻巴黎的經過。)

[註8]作者注:《閃電報》(Éclair), 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註9]編注:色當會戰是一八七○年普法戰爭的最關鍵的戰役,法軍大敗,皇帝拿破崙三世被俘。

[註10]譯注:吳士禮(Garnet Joseph Wolseley,一八三三至一九一年),英國維多利亞時期陸軍元帥、總司令。因軍功而被封為爵士,曾參加第二次鴉片戰爭,火燒圓明園。

[註11]編注:滑鐵盧之戰發生於一八一五年,法國被反法聯盟擊敗,拿破崙一世被俘。

[註12]作者注:哪怕是一場戰役,我們能夠知道它究竟是怎麼進行的嗎?我很懷疑。知道誰勝了,誰敗了,可能僅此而已。索爾費利諾(Solferino)之戰的參與者、見證者達爾庫爾先生關於這次戰役所說的話,應該適用於所有戰役:「將軍們接到成百上千目擊者傳遞的資訊之後,再將正式報告轉給大家;負責下命令的軍官們將這些資料改上一改,寫出最終的計畫;參謀長不接受這一計畫,根據他手頭掌握的情況,重寫一遍。這一作戰計畫交到元帥的手中,他大喝一聲:『你們都弄錯了!』於是,他又做出新版的作戰計畫。跟最初的報告相比,已經面目全非。」達爾庫爾講述這一事實,是為了證明,就算是最引人注目、觀察得最清晰的事件,我們也無法找到真相。

[註13]譯注:赫克力士,希臘神話中最偉大的英雄,完成了十二項不可能完成的壯舉。

[註14]譯注:聖女大德蘭(Sainte Thérèse,一五一五至一五八二年)。基督教的歷史上出現了不少德蘭修女。這裡是指「阿維拉的德蘭」,也被稱為「基督的德蘭」,以其對基督的虔誠而著稱。

[註15]作者注: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有些戲會獲得巨大的成功,明明它們被所有劇院經理拒絕,只能偶爾搬上舞臺演出。大家都知道科佩(François Coppée)先生的《花環之爭》(Pour la couronne),儘管作者很有名,卻被一流劇院的經理們拒絕了十年之久。而《夏萊的教母》(La marraine de Charley)一戲,是一名股票經理人自己出資上演的。它不斷被人拒絕,最後得以在法國上演兩百場,在英國上演逾千場。經由上面的解釋,才知道這是因為劇院經理們沒有能力將自己假設為群體一員。我們得以完全理解,為什麼這些內行、感興趣的人,深知自己不能犯下如此巨大的錯誤,卻會出現如此謬誤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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