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取代香港成亞洲金融中心? 其實沒必要也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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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佑駿(北美智權報專欄作家)

科技島和金融中心,各有其優點和缺點,很多台灣人抱怨高房價,但曾經身為亞洲金融中心的香港,比台灣更低的稅賦,房價可是比台灣還要高出一截,為了吸引大量國際資本前來投資,那樣的社會環境,未必會適合台灣人,走科技和製造業路線的台灣,改走金融中心路線,未必是更好的選擇。

▲ 香港曾是亞洲的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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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chael Pompeo)在2020年5月底,正式通知美國國會,宣布香港已經失去自治區地位,香港不再繼續按照美國法律保證,以1997年7月以前適用於美國法律的方式對待香港。因為中國13屆全國人大代表會議通過「香港版的國安法」,美國官方打算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地位,香港最近一年的經濟、商業、政局、社會自由度、安全性,完全是急轉直下,出現1997年以來最糟的情況,比2008年金融風暴還要更為嚴重,大量資金、人才、企業都在外移,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岌岌可危

▲ 圖1:2007年至今香港每季經濟成長率

資料來源:https://tradingeconomics.com/hong-kong/gdp-growth-annual

▲ 圖2:2012年至今香港零售業銷售額與訪港旅客變化(%)

資料來源:https://www.macromicro.me/


若中國經濟吸引力不再,香港重要性也自然下降

在環境變遷下,台灣有機會取代香港,成為亞洲金融中心嗎?實務上來說沒辦法

首先,香港也早就從過去的亞洲金融中心,轉變成中國的金融中心了。國際資金和證券市場要和中國做連結,全都依靠香港,如今美國將香港徹底視為中國的一部分,包含金融與證券產業也不例外,若中國金融市場和經濟前景沒有維持過去的榮景,那國際資金前往中國的誘因自然會下降,香港的金融重要性自然也就會下降了。

比較起來,日本或許還比台灣更適合成為東亞的金融重鎮,而東南亞的金融重鎮則是新加坡,新加坡不管是語言條件、法律體系、稅賦還是金融法規等,都比台灣更具備金融重鎮的條件,一來是新加坡的全英文環境比台灣更完整,二來是新加坡屬於海洋法體系,「不成文法」的法律系統讓金融業的彈性度更大,發展空間也更大,政府沒有規定不能做的金融業務,金融業者就能去發揮,台灣的「成文法」系統,則是沒有法律授權,金融業者就不能擅自去做,兩者的彈性程度落差很大,新加坡和香港的金融法規,跟台灣相比,更傾向於保護金融業者,而台灣則是較傾向保護投資人,台灣的社會民情,認為政府應該要照顧相對弱勢的散戶投資人,但是對於國際金融業者來說,一切運作都要按照合約規範,投資人要盈虧自負,不能因為弱勢就毀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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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富差距拉大,是金融中心難以避免的副作用

而最大的困難度在於,台灣社會相對於香港和新加坡,民情更偏向社會主義,對資本家和地主們增加更多稅賦,透過稅賦和社會福利來降低社會的貧富差距,在台灣媒體長期的渲染下,很多台灣人可能會認為,台灣社會的貧富差距很大,但是和全世界的國家相比,其實台灣是相對的社會主義,貧富差距相對小許多。根據美國官方的統計,香港的貧富差距是亞洲地區極高的城市,吉尼係數超過50,高稅賦的大部份歐洲國家稅收與社會福利的調節下,吉尼係數可以壓低到0.35以下,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設定吉尼係數超過0.4是「社會中,收入分配不均的警戒線」,台灣是亞洲地區,極少數的相對低貧富差距國家

▲ 表1:國家排名: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100

資料來源:https://www.cia.gov

按照國際統計的標準,在貧富差距方面,新加坡和香港都是比台灣更為嚴重,因為一個地區要能夠長期吸引國際資金錢來投資或中轉,一定是透過極低稅賦、低行政成本、靈活且多元的投資產品與環境、低法律規範,只要能夠產生熱錢套利空間,資金自然就能吸引過來,但是長期維持在低稅賦的環境,國際熱錢長期投資的結果,房地產、物價很可能都會居高不下,靠資本營利的人,收入可能會逐漸水漲船高,但靠勞力維生的人,薪資可能長年低成長,整個社會陷入長期的貧富差距擴大。

香港就是那樣的社會環境,要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這會是很難避免的副作用,新加坡的規劃比香港好,不過那需要引入大量的低成本移民,搭配政府提供的便宜公屋,沒有最低工資的保證,企業能找到充足人力就好,才是吸引國際企業前來投資的誘因之一。至於社會底層的人民,能像螞蟻一樣辛勤工作即可,國家能留住國際熱錢,增加民間投資的成長,就算有一些貧富差距的副作用,人民還是可以接受的,反正新加坡人也只有「一個政黨」可以選。

台灣其實沒有必要成為所謂的亞洲金融中心,實務上也做不到。對台灣來說,能做出物美價廉的科技和製造業產品,還有文化輸出,優化全球最重要的科技產業供應鏈,搭配許多縮小社會貧富差距的社會福利政策,維持現有的稅率水平,或許會更適合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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