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窮困的城市卻能吸引人才?他們都具備迷倒眾生的「致命吸引力」

大數聚

2020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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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節錄自【新創區位經濟:城市的產業規劃決定工作的新未來】一書,作者恩里科・莫雷蒂(Enrico Moretti),由馬可孛羅文化提供,未經同意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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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恩里科・莫雷蒂(Enrico Moretti,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濟學系教授)

城市要繁榮靠的是人還是企業?

一帆風順的城市,其經濟是立足在勞力供需兩相平衡的基礎上:新創公司(勞力需求)想要前往那裡,是因為它們知道可以找到所需技能的勞工,而有技能勞工(勞力供應)會想去那裡,是因為他們知道可以找到如意的工作。陷於困境的城市,經濟狀況恰恰相反。即使房價賤如糞土,有技能的勞工也不會想要去到那裡,因為他們知道那裡沒有工作機會;新創公司也不想去那裡,因為它們知道那裡沒有具技能的勞工。要是其中有一群人願意先踏出第一步就好了,可是沒有人願意身先士卒,簡直進退維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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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上來說,垂死的都市地帶想要起死回生有兩種做法。其一,我稱之為「需求面著手」(demand side approach),就是設法吸引雇主,寄望勞工會追隨在後。這個做法通常涉及提供誘因和減稅,讓地方對企業具有吸引力。其二,我稱之為「供應面訴求」(supply side approach),也就是設法吸引勞工,寄望雇主會跟隨在後。這個方法涉及要改善城市的在地設施,引誘才華洋溢的勞工。其實,第一種策略攸關買通企業,第二種則是收買人心

城市要繁榮,必須要很酷

十年前,藉由基礎建設讓城市起死回生,一時間蔚為風潮。社會經濟學家理查.佛洛里達(Richard Florida)幾部影響深遠的著作,都大力宣揚這樣一個概念,那就是所謂的「創造力團體」(creative class)對生活品質格外敏感,而地方經濟成長取決於把一個城市變得讓市民覺得饒富趣味又令人激動。他寫道:「西雅圖是吉米.罕醉克斯(Jimi Hendrix)和之後的『超脫合唱團』(Nirvana)、『珍珠果醬樂團』(Pearl Jam),以及微軟和亞馬遜的家園。」奧斯汀是威利.尼爾森(Willie Nelson)和「虛幻的第六街」(Sixth Street)音樂大道所在地,那時戴爾電腦創辦人麥可.戴爾(Michael Dell)還沒進入現今聲名遠播的德州大學兄弟會。」為了繁榮,城市必須擁有文化和自由的態度──簡言之,就是必須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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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洛里達的處方成了廣受歡迎的補救方法,許多公僕長官和當地決策人士採納這個想法,相信公共開發資源應該主要集中於改善城市設施,來吸引「創造力」。數百萬經費砸下去,花在全美各地的社區上,從匹茲堡(Pittsburgh)到底特律、克里夫蘭到莫比爾。二○○三年,密西根州發起一項雄心勃勃的運動,光鮮亮麗的網站上謂之為「酷城」,努力重新塑造之前的工業城鎮如弗林特和底特律,定位成迷人又適合創造力團體居住的所在。「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捐了一億要贊助藝術空間,「激勵周遭區域的經濟發展」。藝術家卡麗.雅各布斯(Karrie Jacobs)在《大都會》(Metropolis)雜誌上寫道:「藝術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預設工具。」佛洛里達主張,社區經濟成功的一個良好預報,就是它對同志社群開誠布公,這使她的聲名更進一步高漲。

毫無疑問,能在新創產業打造穩固經濟根基的城市,當然生氣蓬勃、趣味盎然,而且在文化上心胸開闊。然而,辨別因果卻是很重要的。成功的新創群聚發展史顯示,在很多個例子裡,城市變得饒富吸引力,是因為它們成功打造了一個穩固的經濟基礎,反之卻不然。比方說,今天大家造訪西雅圖,會發現它在文化上活力充沛,有很棒的餐廳和寬容的態度。大家很可能會因此下了這麼一個結論,認為新創產業之所以立足西雅圖,是因為各種有創造力的類型都想要落腳在這裡。可是,如前所述,事實卻恰恰相反。不論與罕醉克斯的關聯性有多密切,一九八○年的西雅圖並不特別有魅力。它硬邦邦又沉悶,成千上萬的居民揮袖離去。它變成高學歷專業人士活力四射的大都會樂園,是在吸引所有高科技就業機會之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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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夫蘭有迷人的文化設施,包括一流的管弦樂團和藝術博物館,還有整潔漂亮的鬧區,可是它始終無法建立一個新的經濟根基。美國竄升最快速的新創中心奧斯汀,雖然相當宜人,卻遠不如聖塔芭芭拉可愛;然而,聖塔芭芭拉即使氣候理想、環境優美、氣氛又休閒,地方經濟卻昏昏欲睡,難以吸引高科技就業機會。美國星羅棋布各種魅力城鎮──邁阿密、聖塔菲(Santa Fe)、紐奧良──都提供了充足的文化與包容性,卻無法在新創產業裡製造出優渥的工作

國際大城並非經濟起飛的保證

義大利提供很棒的生活情調,卻是已開發國家中新創產業最少的一個。義大利的問題不在於創造力人才的供應──聰明、有雄心、大學學歷青年並不短缺──缺的是對創意人才的需求。數百萬的義大利青年失業或大材小用,多半是因為經濟制度失敗,難以吸引能振聾發聵的新創產業。

當然也有例外。紐約是最厲害的一個。紐約的優渥專業工作機會始終堅若磐石,但是三十年來,這個城市的表現不佳,因為犯罪率高、生活品質低,而且公共建設不足。它想要提振經濟的話,得改善生活品質,讓眾多有技能的專業人士願意回到它懷抱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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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全球最酷的城市之一就是柏林。自柏林圍牆倒下,三十年間,柏林儼然成為一塊大磁鐵,全歐洲創造力十足的人都慕名而來。每年有數以千計高學歷的義大利、西班牙和法國青年男女搬到這裡,著迷於它的世界級文化景觀、數不清的藝廊和令人讚嘆的公共藝術展覽、無可比擬的文化修養和另類音樂創作、凌晨一點才開張的前衛舞廳、負擔得起的美食餐廳,以及越來越多樣化的民族風飲食。

大家一致公認,柏林的進步態度、堅韌不拔卻有趣的建築,以及不堪回首的歷史,激發出一種實驗精神,有人認為這讓人聯想起一九八○年代的紐約。柏林同時也有歐洲房價最合理的市場;政府的津貼、高品質的托育、傑出的學校及出色的公共基礎建設,包括巨大的玻璃與鋼鐵所架構而成的中央鐵路車站,和一座嶄新的機場。奇怪的是,這個城市卻也受惠於它的歷史,變成了一個分裂的城市:兩個動物園、三個主要的歌劇院、七個交響樂團及無數個博物館,都是四十年冷戰下的遺產。走在美麗的歷史城區裡,你揮不走這樣一個印象,那就是這股創造力和高品質生活的卓越混合體,幾乎很難被超越。或許並不奇怪,自兩德統一以來,已有超過一百萬人搬到柏林,其中很多都擁有高技能。

這幅景象只有一個問題:那裡幾乎沒有任何工作機會。過去十年間,柏林的失業率高居德國之冠──幾乎是全國平均值的兩倍──而且人均所得的成長是全國倒數第二。縱然是全國最有趣也最有創造力之都,柏林一直都難以吸引穩固的經濟根基。其改革派市長公開挺同志,大力宣傳柏林的波希米亞特色,將城市定位為「貧窮卻迷倒眾生」而聲名大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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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畢業的美國經濟學家麥可.布爾達(Michael Burda)在柏林歷史最悠久、最具威望的洪堡大學(Humboldt University)任教。自一九九三年兩德統一的四年後搬遷至此,布爾達一直在觀察當地的經濟情況。柏林有數千家露天小咖啡座,我們坐在其中一處,小口品酒,讚嘆這座城市的美麗,河水緩緩流淌,街道生氣蓬勃,布爾達肯定統計學的數據說:「觀光業是工作機會的主要來源之一。」有些大型的德國企業總部立足在柏林──大概因為這裡是首都──還有一些就業機會是在時尚界和媒體界。

近年來,網路新創已經出現了群聚現象,但規模太小,不足以改造一個將近四百萬人口的地區。大體上,全球新創企業在此地發展有限,收入遠低於德國其餘地區,而且自圍牆倒塌後,傑出的私人產業工作機會始終牛步化。現實的狀況就是,柏林之所以能夠生存下來,是因為歷史造就了它,成為一大塊觀光磁鐵,而且也因為它接收了全德其他地區送來的錢財,以直接投資的名義,挹注在新的設施與公共領域的就業機會。比較富裕的省分,諸如巴伐利亞(Bavaria)和巴登──符騰堡邦(Baden-Württemberg),數十年來對人們在柏林就業都會給予補助。這一點迥異於美國的華府;華府在過去二十年來,已經從公立學術機構的基礎上,深耕出能自給自足的民間企業高科技群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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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想像還有哪個地方比德國更適合進行這個測驗:新創中心可以光靠聚集極富創造力的團體而生。佛洛里達的理論認為,當增加設施給創造力團體,就可以帶來勞工供應量增長,這麼一來將會挹注城市的經濟力。然而,柏林歷經二十年的死寂之後,高學歷創造力的供應量遠遠超出了需求量。研究顯示,有三成的社會科學家和四成的藝術家都失業。德國擁有一個興盛的高科技產業,以及一個繁榮先進的製造業,可是那些產業卻僅僅只有一個小小部門坐落在柏林。唯有時間可以說明這個城市是否有朝一日能搖身一變成為下一個矽谷,只是如今還是一無所成。

迷人不能當飯吃

迷人不足以支撐地方經濟。最終,城市需要吸引就業機會。這並不是說生活品質不重要。總部在舊金山的「Yelp」,其工程部副總經理尼爾.庫馬爾(Neil Kumar)曾告訴《今日美國》(USA Today):「我們的地點幫助我們吸引一群聰明、有文化素養又富有多樣性的勞工。」他並補充,在競爭激烈的工程師市場裡,城市本身就是僱用員工的關鍵工具。「我們得以吸引有創造力又有技術天賦的人,是因為我們坐落在這個城市裡。」社交遊戲巨擘星佳的首席人事官柯琳.麥克里瑞(Colleen McCreary)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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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佳的總部也在舊金山,那不是第一大因素,但是當你要建構全貌時,理所當然就會考慮進來。競爭對手紛紛坐落在矽谷比較魅力不足的地點,只好祭出免費交通車服務──當地人稱「谷歌巴士」(GoogleBuses)──載送舊金山居民去上班。谷歌、蘋果、雅虎和「基因泰克公司」(Genentech)都有配備Wi-Fi的專屬生質柴油巴士,載送員工前往位於半島南部的公司總部。乘坐專車到辦公室期間,員工可以工作、瀏覽網頁、啜飲免費的低脂卡布奇諾。寵物和單車也都可以上車同行。

良好的生活品質,確實有助於城市吸引人才,獲得經濟上的成長,然而就它本身,是不可能推動一個垂死掙扎的社區變成新創群聚的。如果對柏林行不通,那麼就更不可能在弗林特行得通。


本文選自《新創區位經濟:城市的產業規劃決定工作的新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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